第53章 染工登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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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章

染工登殿

第一节：朝堂倾轧

长庆二年（822年），随着裴度被排挤出朝，以李逢吉、元稹为核心的宰执集团彻底把持了朝政。然而，权力的蜜月并未持续太久，同盟内部便因争权夺利而迅速瓦解。

李逢吉，这个“性忌刻，险谲多端”的政客，深知元稹文名甚着，且与宦官有旧，恐其威胁自己的地位。他利用元稹急于立功、插手军事（时元稹试图结交宦官魏弘简，干预对成德战事）的心理，暗中指使他人诬告元稹“谋刺裴度”。尽管此事查无实据，但在李逢吉的运作下，穆宗还是将元稹罢为同州刺史。曾经的诗坛翘楚、一度接近权力巅峰的元稹，其政治生命就此草草收场。

驱除了元稹，李逢吉大权独揽。他进一步援引党羽，如户部侍郎牛僧孺、礼部侍郎李程等人入相，形成了以其为首的“李党”雏形（虽与日后牛李党争性质不尽相同，但已开党争倾轧之风）。他们排斥异己，凡不依附者，尽数贬逐。朝堂之上，正气凋零，只剩下阿谀奉承与朋比结党。

穆宗李恒对此似乎并不在意，或者说，他已无力也无心去掌控复杂的朝局。他满足于李逢吉等人将政务处理得“井井有条”，使他能够从繁冗的国事中解脱出来，尽情享受皇帝的奢靡生活。他沉迷于游猎、击鞠（马球）、宴饮，常常一掷千金，赏赐无度。宫中用度，较之宪宗时代，倍增不止。

一次，穆宗欲游幸华清宫，时任谏议大夫的郑覃（名臣郑珣瑜之子）、李渤等人联名力谏，认为国丧未久（指宪宗丧期），且河北新叛，不宜逸游。穆宗竟问宰相：“彼何人斯？”

得知是谏官后，虽表面纳谏，止了此行，但内心颇为不悦，对李逢吉抱怨道：“此辈好名，欲以直谏邀誉耳。”

其昏聩之态，与虚心纳谏的祖辈判若云泥。

第二节：府库空虚

穆宗的挥霍无度，加之对河北用兵（虽无果而终）的巨大耗费，以及维持庞大官僚和军队体系的日常开支，使得宪宗时代通过刘晏、李巽等人改革以及平定藩镇后略有积蓄的国库，迅速变得捉襟见肘。

此时，帝国的财政命脉——东南漕运，也因管理不善和地方截留而问题丛生。主管财政的判度支（先是王播，后是崔植）等人，并非裴延龄、皇甫镈那样的聚敛之臣，但也缺乏开源节流的良策，只能勉强维持，甚至不得不挪用备边经费和官吏俸禄来填补窟窿。

为了满足宫廷和朝廷的用度，唯一的办法便是加大对尚且控制区域百姓的盘剥。两税法的“量出制入”原则，在此刻变成了无底洞般的横征暴敛。地方官吏为了完成考课，往往在正税之外，加征各种名目的杂税，如“折籴”、“和雇”、“摊逃”等，将因战乱和销兵逃亡农户的赋税，强行摊派到未逃亡的邻里身上，导致更多的百姓破产流亡。

江淮一带，本是鱼米之乡，此时却出现了“万户萧条鬼唱歌”的凄惨景象。诗人白居易此时虽远离中枢，任杭州刺史，但其诗中仍不乏对民间疾苦的描绘，如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之类的惨状，并非完全的艺术夸张。

而神策军及其衍生出的“神策行营”驻军，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宦官背景，更是成为地方一霸。他们不仅享受着最优厚的待遇，还常常欺行霸市，强占民田，地方官不敢过问。长安城中，五坊小儿的恶行虽在穆宗初年被短暂抑制，但随着政局的腐败，很快又故态复萌，甚至变本加厉。

第三节：张韶举事

就在朝堂上下醉生梦死，民间怨声载道之际，一场近乎荒诞却又发人深省的闹剧，在长安皇城之内骤然上演。

长庆四年（824年）四月，长安城中一位名叫张韶的染坊工匠，与一位以占卜为业的江湖术士苏玄明交往密切。一日，苏玄明为张韶占卜，煞有介事地说道：“我为你算了一卦，你有帝王之相，将来必能升御座，与我共食于殿上。”

这本是术士信口开河的妄言，但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张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，目睹朝廷腐败、民生艰难，加之自身可能也受了些官府或权贵的欺压，胸中积郁着一股无名之火。苏玄明这番话，如同火星溅入了干柴堆，点燃了他心中那点疯狂的念头。他竟真的与苏玄明密谋，准备“杀进皇宫，坐坐龙椅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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